當我拖著笨重的行李箱平生第一次踏進莫斯科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抵達大廳時，心里不免有些忐忑，因為雖然一年前就開始努力學習俄語，且自認為已經有了一定基礎，但“紙上得來終覺淺”，現實中全俄語的工作和生活環境，我能否應對自如？對此，我心里沒底。就在這時，我突然發現在那些天書般的西里爾文字標牌下部注有英文翻譯，再下面是中文翻譯！我環顧四周，想確認自己是否出現了幻覺，這時我看見走廊右側一處圓形標識內畫著莫斯科標志性的東正教教堂，下面依次用俄文、英文和中文寫著：歡迎來到莫斯科！懸著的心終于落下，我深吸一口莫斯科“香甜的空氣”，近十個小時的旅途疲憊感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發現新大陸般的欣喜。
后來我才知道，莫斯科機場的中文標識并非個例。近年來，隨著中俄兩國在經貿、文化、旅游等各個領域內交往的日益密切，俄羅斯正在全境加速推進公共空間的中文標識應用。從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旅游城市到邊疆小鎮，從國家級博物館到城市街心公園，中文標識已成為俄羅斯許多城市的一道亮麗風景。在人口不足100萬的西伯利亞城市克拉斯諾亞爾斯克，我曾在機場突然駐足——字正腔圓的中文廣播在俄文和英文播報后響起：“前往北京的旅客，請到32號登機口登機。”這句清晰的中文播報，讓我瞬間明白了什么是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深度與廣度。
在一次采訪中，俄中友好協會第一副主席加林娜·庫利科娃向我展示了一組令人振奮的數據：自2020年起，中文已成為俄羅斯學習者人數增長最快的外語。“目前全俄學習中文人數超過17萬，是2019年的兩倍。約400所教育機構的9萬名學生正在系統學習中文。”90歲高齡的庫利科娃，將一生都奉獻給了促進中俄友好事業。二十多歲時，她就參與創建蘇中友好協會（俄中友好協會的前身）。2019年9月，她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成為繼普京總統之后第二位獲此殊榮的俄羅斯公民。
普京本人也曾在多個場合透露，他的家人也在學習中文。今年6月19日在圣彼得堡與外國記者會談時，他進一步透露：“我說過我的近親中有人在學習中文，指的是我的孫女，她的保姆來自北京。她們倆能用流利的中文進行交流。”
雖然學習中文的初衷各不相同，但漢語言蘊含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讓俄羅斯學習者為之傾倒。在俄羅斯國立人文大學，兩位翻譯專業的大三女生向我講述了她們的中文情緣。卡拉斯娃·葉卡捷琳娜的選擇最初源于母親的建議，這位幼兒園教師相信，掌握中文能讓女兒在未來找到好工作。學習過程中，葉卡捷琳娜漸漸地愛上了關于中國的一切——從電視劇到歌唱比賽，甚至脫口秀節目。去年走訪北京和杭州后，她決定畢業后到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
她的好友博格丹諾娃·塔季揚娜的故事則更富戲劇性。自小體弱多病的她，被父母送去小區附近的空手道俱樂部鍛煉身體。在那里，她了解到其實日韓文化的源頭是中華文明。于是，她將這份好奇轉化為學習中文的動力，在選擇大學專業時她毫不猶豫地選了俄中互譯。和葉卡捷琳娜一樣，她也準備在大學畢業后去中國讀研究生。
在素有“北極門戶”之稱的俄羅斯西北部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幾位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位于該市的北方（北極）聯邦大學自兩年前開設中文班，并與陜西榆林學院簽署了互派留學生的協議。更值得一提的是，隨著越來越多俄羅斯家長希望孩子從小接受系統的中文教育、眾多在俄工作的中國父母希望子女不要脫離祖國文化背景，去年莫斯科成立了教育部門承認學歷的第一家全日制中文國際學校。不久前，身兼俄羅斯華僑青年聯合會主席的吳昊校長告訴我：“今年入學的學生數量比去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到70人。雖然規模仍然較小，但我們對學校的未來發展和中俄文化交流的前景充滿信心。”吳校長的判斷符合實情，今年8月底，普京在訪華前夕接受新華社專訪時宣布，中俄將在2026至2027年互辦“教育年”活動。可以想象，未來一定會有更多俄羅斯學生學習中文，同時中文在俄羅斯的應用場景也一定會更加豐富。
一天中午，我站在莫斯科紅場旁邊的亞歷山大花園，盯著克里姆林宮博物館“售票處”三個中文字符，耳畔傳來正在排隊買票的中國游客談笑聲，不由得回想起剛剛抵達謝列梅捷沃國際機場時的那份焦慮。隨后，我突然意識到那些方方正正的中國文字早已超越了導航功能，成為中俄文明對話和文明互簽的承載者。當西伯利亞的木材隨著貨運列車隆隆東行，當兩國學生在圣瓦西里大教堂下互換微信，我終于明白：全球化從不意味著某種西方國家語言的獨步天下。有時，它可能只是一位身處異域的中國人在漢字筆畫中找到的慰藉，是人類共同故事中那個屬于所有人的方塊字篇章。
（柳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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