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學者：RCEP比CPTPP更能扛起“亞太自貿區”大旗

導讀

截至2023年7月，亞太國家共簽署了212項貿易協定，包括區域和雙邊自貿協定，數量接近世界總量的一半，孕育出了充滿活力的亞太經濟體。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人們可能會認為，亞太地區最終會形成一個更龐大的區域貿易安排——事實上，自2004年以來，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的確一直在探討建立一個“亞太自貿區”之類的貿易安排。然而，地緣政治在某種程度上制約了貿易往來，導致這個“亞太自貿區”的愿景最終變成了兩個割裂的協議，即《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CPTPP) 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 (RCEP)。

在這一背景下，在秘魯舉行的APEC峰會對中國和拉美國家都具有重要意義。原因有二：第一，2014年APEC峰會上批準了四份文件，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當數《APEC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北京路線圖》，被視為“亞太自貿區協定”朝著實現目標邁出的一步創舉。今年恰逢這一文件問世十周年。在它的指引下，《實現亞太自貿區有關問題的集體戰略研究報告》于2016年完成。該研究報告明確承諾在APEC框架之外推動亞太自貿區的實現，與APEC進程并行不悖。

同樣在2016年，12個環太平洋國家簽署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 (TPP)，RCEP舉行了六輪談判，APEC領導人發表了《亞太自貿區利馬宣言》，重申亞太自貿區的建設應基于現有的區域合作成果，并在TPP和RCEP的框架下進一步落實。這就引出了今年秘魯APEC峰會的第二個重要意義：它是中國和拉美國家此前推動相關進程的所有扎實努力的一個總結。

RCEP自2022年生效以來已取得一定的成效，而TPP則在2017年美國退出后遭遇挫折，隨后通過調整形成了CPTPP，并于2018年生效。有人會說，印度受印太地區“四方安全對話” (Quad) 機制的“消極地緣政治化”影響，于2019年決定不加入RCEP，也令RCEP面臨挑戰。然而，就覆蓋人口和貿易量而言，RCEP已經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并在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方面也取得了比CPTPP更為顯著的進展。

例如，2022年，RCEP內部貿易整體增長8%。相比之下，CPTPP在2018年至2021年間的內部貿易增長率僅為5.5%。RCEP經濟體的GDP總量約占全球的30%，而CPTPP則約占13%。盡管RCEP的貿易自由化程度可能低于CPTPP——前者63.4%的稅目實現免關稅，而后者則為86.1%——但再度當選為美國總統的特朗普預計將再次揮舞起“關稅大棒”，可能會對許多與美國市場關系密切的CPTPP經濟體造成不利影響，例如日本和墨西哥等。

換句話說，即使在印太地區和世界貿易“消極地緣政治化”的影響下，RCEP似乎也比CPTPP有更大的政治意愿和資源來推動“亞太自貿區”的實現。正因如此，2024年秘魯APEC峰會對中國和拉美國家而言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有機會細化政策，維持環太平洋地區的貿易自由化節奏。在這一過程中，鞏固拉美地區的戰略自主性尤為關鍵。

迄今為止，中國已與五個拉美國家簽署自貿協定，另外還有兩項正在進行——與秘魯的自貿協定升級和與哥倫比亞探討開展自貿可研工作。已有22個拉美國家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七個RCEP經濟體同時參與了CPTPP，中國和印尼也已正式申請加入CPTPP，但在拉美地區，智利是唯一一個正式申請加入RCEP的CPTPP成員國。

在當前美國高舉保護主義大旗，全球貿易呈現“消極地緣政治化”的嚴峻時刻，調整APEC對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視野顯得尤為重要，這有助于把握貿易機會并鼓勵投資。因此，我們有必要推動一種更具“跨太平洋”視野的環太平洋地區發展模式，超越傳統的亞太視角，進一步促進太平洋地區與拉美地區的融合。這是“積極地緣政治化”的體現，將有助于實現APEC目標。這種真正跨越太平洋的遠見卓識有望為太平洋兩岸的社會架起橋梁，拉近彼此間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