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時隔5年再提“中日戰略互惠”，“全球南方”外交可成為發力點

導讀

近年來，“全球南方”成為日本外交的重點。然而，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出發點是為了把全球南方國家拉入西方陣營，彌補美國的“領導力赤字”，本質上仍是“西方對抗中俄”的二元對立世界觀。日本最新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它不應僅停留在口頭，而應落到實處。全球南方國家可以成為中日在第三國展開經濟、外交合作的舞臺。

作者：張云

日本新潟大學國際關系副教授

4月16日，日本外相上川陽子向內閣報告了2024年度《外交藍皮書》。據報道，這是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首次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這本來是一個積極的表態，但藍皮書在對華認知和政策定位上延續之前表述，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最重大的戰略挑戰”。這讓人覺得日本發出的信號相互矛盾，即一方面想要建立戰略互惠關系，另一方面卻在不遺余力地塑造中國負面認知。

日本對華政策的上述矛盾性在其“全放南方”外交中體現明顯。5月初，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訪問了巴西和巴拉圭，日本外相則到訪非洲和南亞國家。據報道，這些“全球南方”外交的目的都是為了把這些國家拉到七國集團一邊，避免他們過度依賴中國。去年春天，七國集團廣島峰會前，日本首相也密集訪問埃及、加納、肯尼亞和莫桑比克四個非洲國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將包括非洲在內的廣大全球南方國家拉到西方一邊。

日本2023年版《外交藍皮書》首次寫入了“全球南方”，并認為國際社會處于歷史性轉折期。這反映了日本認識到國際關系中廣大發展中國家崛起的現實和歷史性變化。但是，如果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只是“圍著中國轉”，不僅不利于中日構建戰略互惠關系，也無助于對日本發揮更大的國際作用，反而會阻礙甚至縮小日本的戰略空間。

首先，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與中日在第三國的經濟合作相結合，將為日本提供更廣闊的戰略空間，也能夠體現中日戰略互惠關系順應歷史潮流，推動南南合作的全球效應。2018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時，中日就深化戰略伙伴關系達成共識，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中日在第三國開展合作。當時還專門召開了中日在第三國合作論壇。

當今國際關系的最大特點是發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數目眾多的全球南方國家要發展繁榮，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和知識。中日作為世界上第二和第四大經濟體，在第三國的實質性合作，將會極大造福第三國，對其他南方國家也會產生巨大的輻射效應，還可以加深中日之間的戰略互信。換言之，中日在第三國合作本應是雙方構建戰略互惠關系的重要平臺，但很遺憾，似乎日本更多是把第三國看成塑造中國負面認知的大舞臺。

例如，中國在東南亞幫助建設高鐵和動車線路，本來作為與東南亞有著深厚經貿關系的國家，日本可以通過中日合作為東盟國家互聯互通做出貢獻，充分體現中日關系的戰略性和互惠性。但現實卻是，日本更多用“債務陷阱論”“地緣政治論”等負面認知框架來看待中國參與亞洲基礎設施一體化進程。然而，亞洲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并沒有因為這些負面認知而停步不前。中老鐵路的通車讓老撾這個“陸鎖國”變成“陸聯國”，中南半島國家的國際鐵路建設具有剛性需求。東盟國家首條高鐵——印尼雅萬鐵路的修建，結束了長期以來發展中國家認為高鐵是他們買不起、用不起的奢侈交通工具的歷史。

試想，如果中日能夠實現2018年雙方達成的第三國合作的共識，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推動亞洲地區一體化偉業上將留下何等濃重一筆。

第二，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出發點，應該是認識到發展中國家戰略自主意識覺醒的現實。同樣，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也需要日本的戰略自主。

2022年烏克蘭危機爆發后，日本的戰略思想發生較大變化，逐漸形成世界上存在著“三個集團”的戰略認知，即以美日歐為基礎的“民主國家集團”、以中俄為代表的“威權主義國家集團”，以及廣大的新興國家集團。日本對國際關系走向和趨勢的基本判斷是：地緣政治大國競爭是新時代國際關系的主要特征，中美對抗將會長期存在，“民主對威權”的陣營分裂將是主線。為了彌補美國維護國際秩序的“領導力赤字”，日本要擔負起將“全球南方”拉到西方陣營的責任。

上述思維的本質，是將世界看成西方陣營和中俄陣營對抗的二元對立世界觀，“全球南方”被看成是兩大陣營爭奪勢力范圍的權力政治角斗場，這會讓日本對全球南方國家本身的戰略自主內生動態變得“頓感”。

以此次日本首相訪問的巴西為例，作為南美最大的國家和“全球南方”的代表性國家，巴西的戰略自主決定了其對陣營政治不感興趣。2023年4月，巴西總統盧拉訪問中國，他與華為、比亞迪、中國交通建設集團等中國企業負責人連續會談。巴西并沒有因為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通信企業存在“國家安全威脅”而隔離華為，也沒有因為所謂的中國國有企業海外建設基礎設施制造“債務陷阱”而排斥中交建集團。總部設在上海的新開發銀行行長由巴西前總統盧塞夫擔任。

當前的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互動強化是一個新特點，不僅是原來出于民族主義的合作，而是有著堅實的經濟社會合作的基礎。對于烏克蘭危機，盧拉在訪問中國時建議成立“和平俱樂部”，呼吁美國應該停止為戰爭拱火，需要討論和平。盡管美國的白宮國安會發言人說盧拉這是“鸚哥學舌”，跟隨中俄的宣傳口徑，西方媒體也批評巴西背離中立主義，然而盧拉總統不為所動。他在去年對阿聯酋的國事訪問中，說歐洲和美國正在為沖突的延續推波助瀾。

既然日本“全球南方”戰略的立足點是認識到全球南方的戰略自主的大勢，那么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日本的“全球南方”外交就不應是對美國全球戰略的補充，日本也能夠相應地發展戰略自主，并以開放心態積極思考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全球南方國家不僅可以實現經濟合作，還可以探索政治和外交合作。

日本作為中東地區能源的長期進口大國，與地區國家曾保持了良好關系，實現中日共同調解中東地區沖突也將是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在全球熱點政治解決的體現。

“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不是一個漂亮的口號，而是要真正體現兩個關鍵詞——“戰略性”和“互惠性”，“全球南方”正是體現兩者的重要舞臺。

本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原標題為 "Hope for cooperation in new region"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宋平 欒瑞英

編輯：張釗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