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讀書聲——抗戰時期的學校與教育

弦誦不絕 英才云集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么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凈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里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1937年11月1日，長沙臨時大學正式上課。蔣夢麟說：“雖然設備簡陋，學校大致還差強人意，師生精神極佳，圖書館雖然有限，閱讀室卻座無虛席。”

北大紅樓

很快長沙被轟炸。到1937年底，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在長沙臨時大學，學生們發生過“是讀書還是參軍”的爭論。最后大家認為：因為抗戰不是三五天的事，所以學業不能中斷。

錢穆教授說：“如果我們把到后方來讀書當作是茍安，不如上前線去作戰的好。我們既然到了這里，就要用上前線的激情來讀書，才對得起國家和前方將士。”

任繼愈回憶，到昆明后，“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抗戰的百萬將士’。這部中國通史成為各大學首先選用的教材。”“歷史系雷海宗講授中國通史，結合他豐富的世界史知識，把中國古代史放在世界歷史的大范圍來觀察。”像雷海宗、陳寅恪這樣的學者講課時，都從不翻書，娓娓道來，令人忘倦。

百家爭鳴的學風在西南聯大盛行。“羅庸講《唐詩》，第二年聞一多也開《唐詩》。聞一多講《楚辭》，第二年羅庸也開《楚辭》。兩人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沈有鼎為哲學系開《周易》課，只有三五個學生來聽講，聞一多也坐在學生中聽講。鄭昕開‘康德哲學課’，數學系程毓淮也來聽課。陳寅恪講‘佛典翻譯文學’，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的助教、講師多來聽課，本科生不多，遂有‘教授的教授’的稱號。”

學生中跨系聽課蔚然成風。聯大工學院的學生有的走好幾里路到校本部聽文科的課。

“聯大老師講課是絕對自由，講什么，怎么講，全由教師自己掌握。”“大學入學考試的標準也沒有標準一說。”何兆武先生回顧當時的教育，說：“如果大家都按一個思路想，科學怎么進步？包括愛因斯坦的理論也不應該成為標準，否則永遠不可能超越。”“而老師的作用正是在于提出自己的見解啟發學生，與學生交流。”

梅貽琦的名言道出了中華獨有的大學理念。“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乃有‘大師’之謂也。”它與《陋室銘》的優秀傳統遙相呼應，在這個學術與教育流亡的戰爭年代里，更顯示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力。

一批由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夫婦設計的土坯鐵皮屋出現在昆明城西。這就是西南聯大的“新校舍”。從這些鐵皮或草頂的土屋里，走出了使中華民族崛起的一代精英。

“兩彈元勛”鄧稼先，當初逃出北平，來到昆明，遵照父親送別時的悲壯叮囑，“學科學能救中國”，他報考了西南聯大物理系。

地質學家郝詒純，曾被聯大人稱為“校花”。她長得漂亮，功課好，是籃球隊長，學生會主席。人們認為這樣的女生應該學外語，她卻選擇了地質。“我轉地學系，也是受一位教授的影響。他是袁復禮，第一屆跟外國人合作組成西北考察隊的隊員。”袁復禮深感外國人的考察企圖，是為了預備掠奪我國的礦產資源。他用這一段經歷教育學生。郝詒純將終生獻給了野外考察。

鄒承魯說：“對我一生影響比較大的是楊石先，后來的南開大學校長，我就記得后來選擇生物化學專業，是受他的影響。”鄒后來成為胰島素人工合成的帶頭人。

被譽為“中國火箭之父”的王希季回憶：“我們還要跑警報，跑完警報照樣上課，照樣工作。”“我們那個時候，整個的愛國熱情是很高的。學，就是為了要打贏日本人。”

由于戰時的條件限制了研究的進行，大師們轉向投入“本科”的教學，這使得西南聯大的學生一入門就受到“研究生”規格的啟蒙。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艱辛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吳大猷通過解題驗證了這名物理奇才。“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其實，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在中國被封鎖的年代里，梅校長托人從歐美購來大學教科書的樣本，在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成批復印，又輾轉香港運到昆明，使得西南聯大的教學一直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

當楊振寧等人在1945年后“留美”，他們發現自己并不比別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