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高法院日前公布裁決，認定美國《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未授權總統征收大規模關稅，這標志著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內以此為依據的加征關稅舉措遭遇重大法律挫折。然而，裁決并未動搖其整體政策方向，國際社會仍需警惕來自美國加征關稅威脅的不確定性。
此次裁決的核心爭議在于，特朗普政府是否有權繞過國會，直接援引IEEPA征收全球性關稅。美國憲法將征稅權明確劃歸國會，但特朗普政府認為，IEEPA授予其在國家緊急狀態下“管制進口”的權力，而“管制”自然包括加征關稅。對此，由美國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撰寫的法院裁決書，逐層拆解了這一邏輯。
首先，裁決從IEEPA文本入手。法院指出，盡管“管制”一詞含義寬泛，但在美國法典的語境中，從未有任何條款將其延伸至“征稅”。裁決書還特別強調，自IEEPA于1977年生效至2025年特朗普政府首次援引此條加征關稅前，歷經8任總統，均無人動用該法征收過任何關稅。
其次，裁決審視了國會一貫的立法模式。法院指出，國會從不會通過模糊的措辭，將“具有重大影響的權力”尤其是核心的征稅權授予行政部門。每當國會意圖授權征稅，都會使用“關稅”或“附加費”等明確詞匯，并附加嚴格的上限和時限。顯然，IEEPA的文本中并不包含此類明確授權。
在完成核心論證后，羅伯茨進一步援引“重大問題原則”：若行政部門欲主張一項具有重大經濟和政治影響力的權力，必須有國會明確的法律授權，而不能依賴對模糊法律條文的擴大解釋。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IEEPA撬動的是規模巨大、范圍廣泛的征收關稅權，這無疑觸發了該原則，因此認定其不能跳過國會這一關鍵環節。
總體來看，美最高法院多數意見抓住的不是復雜的貿易學，而是聚焦權力邊界問題：憲法把征稅與關稅的權力交給國會，總統如果要動用同等分量的“征收工具”，就必須拿出國會明確寫出的授權。
根據裁決被最高法院否決的這部分關稅，在特朗普政府的關稅體系中占有相當分量。主要包括對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征收10%的基準關稅，以及對特朗普所謂的“貿易不良行為國家”征收的關稅。例如，對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征收的一系列“芬太尼關稅”。據估算，若此類基于緊急權力的關稅得以持續，未來10年將帶來約1.5萬億美元的收入，占特朗普第二任期關稅總收入的70%。
裁決一出，巨額的關稅退還問題率先浮出水面。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經濟學家日前估計，美國政府基于美國IEEPA征收的關稅，有超過1750億美元面臨被退還的風險。這尚未計入眾多外國政府和公司為避免支付關稅而在美國進行投資所可能引發的索賠。然而，最高法院的裁決書并未觸及退款問題，將這一復雜問題留給了下級法院和國會。法庭記錄顯示，已有包括開市客（Costco）、銳步（Reebok）等巨頭在內的超過1000家美國企業提起了訴訟，要求政府返還已繳納的關稅。對此，特朗普回應稱，這將可能引發“長達5年的訴訟纏斗”。
同時，特朗普政府加征關稅舉措并未因最高法院裁決而轉向。在裁決公布當天，特朗普即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批評判決“荒謬”，并立即祭出新的行政令，宣布自今年2月24日起，對來自所有國家和地區的商品加征10%的進口關稅；隨后宣布，把這項新征收的“全球進口關稅”稅率提升至15%，以臨時維持其打造的全球關稅體系。
新關稅政策的法律依據轉向《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這是該條款首次被用于大規模加征關稅。與利用IEEPA相比，該條款效力相對有限，僅允許總統為解決“持續性貿易逆差”問題，在最長150天的期限內征收不超過15%的關稅。根據耶魯大學預算實驗室的一項預測估計，在最高法院裁決前美國的實際關稅稅率為16%，裁決后立即降至9.1%，而伴隨新關稅的出臺，預計將回升至13.7%。
此次裁決也折射出美國國內圍繞關稅政策的深層分歧。當前美國輿論圍繞總統權力、國會授權和美國對外經濟路線的爭論全面升級。盡管美國政府宣稱關稅由外國出口商承擔，但近期多項研究反復證明，新增關稅的成本主要由美國進口商、企業和消費者承擔。美國加州州長紐森近日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就是一場鬧劇。上個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僅1.4%，通脹率回升至3%，就業數據創下2013年以來最差表現，特朗普與美國財長貝森特正“聯手摧毀美國經濟”。
分歧在美共和黨內部也日益凸顯。就在最高法院裁決前一周，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通過了一項反對特朗普對加拿大加征關稅的決議，有6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投下贊成票。部分美國共和黨人對此次最高法院裁決表示贊賞，認為該裁決變相剝奪了特朗普手中的某些激進手段，這些手段此前不僅在短期內損害了美國經濟，更因物價上漲等副作用，對共和黨選情造成沖擊。
然而，關稅政策仍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議程的核心支柱，關乎其政治基本盤，也關乎其在全球達成的多個所謂貿易協定及重塑全球經貿秩序的政治承諾。即便面臨經濟基本面、企業訴訟潮乃至黨內反對聲的多重壓力，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在未來150天內，將陸續啟動針對特定行業或貿易行為的301條款與232條款調查，還可能采取更嚴格的出口管制、加強外資并購審查等措施，給全球經貿帶來新的不確定性。（作者：楊嘯林 來源：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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