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
新疆地處古絲綢之路要沖，自古以盛產良馬聞名。馬年將至，走進新疆各地博物館，透過一件件與馬相關的文物，聆聽它們背后跨越千年的故事。
漢代駿馬 見證絲路繁華
在阿勒泰地區博物館，一件漢代“金翼獸飾”金光閃耀，引人注目。這件國家二級文物出土于青河縣阿熱勒鄉，文物上的金馬體態矯健，雙翼舒展，仿佛下一刻便要騰空翱翔。
“這匹金馬并非寫實造型，而是融合了多種神話異獸特征，同時汲取了古代中原地區與西亞、中亞地區的文化元素與工藝技法，是漢代絲綢之路上東西方文化交流與融合的生動見證。”阿勒泰地區文博院（博物館）講解員卓婭·巴合提介紹。
和田地區博物館館藏的“漢佉二體錢”。和田地區博物館資料圖
而在和田地區博物館，“漢佉二體錢”靜靜訴說著絲路貿易的往昔盛景。這是目前已知的新疆歷史上最早的自鑄貨幣，分大小兩種形制：大的一面鑄有漢文篆書“重二十四銖”，另一面為馬紋；小的一面鑄有“六銖錢”字樣，另一面則是馬或駱駝圖案。兩種錢幣上均有佉盧文。
學者認為，馬與駱駝作為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和貿易載體，被鑄于錢幣之上，既反映了以牲畜互市的經貿形態，也印證了漢代新疆地區多元文化共生、商貿往來頻繁的歷史圖景。
魏晉鞍馬 走入生活畫卷
走進新疆博物館魏晉南北朝展區，一幅出土于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墓主人生活圖》，生動展現了東晉貴族的日常生活。
新疆博物館陳列的《墓主人生活圖》。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攝
畫面中，頭戴高冠、身穿袍服的男主人端坐于榻上，左側有一名女子恭敬侍立，右側馬夫揚鞭站在裝飾華麗的馬后，駿馬揚首嘶鳴，似要隨時啟程。“由此可見，馬在當時是貴族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新疆博物館研究館員阿迪力·阿布力孜說。
同樣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的東晉“彩繪木馬”，采用分段雕刻技法，由馬頭、馬鬃、上身、下身、馬尾、四肢等部件膠合而成。其造型樸拙卻充滿動感，與《墓主人生活圖》中的馬形象類似。學者分析，它既展現了當時的木雕工藝水準，也寄托了時人對身后世界仍能策馬馳騁的祈愿。
唐代舞馬 躍動盛世氣象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空前繁榮，馬文化也步入輝煌時期。阿克蘇地區文博院（博物館）藏有一件“馬首龍身鷹翅紋灰陶范”，造型極為獨特：內壁底部可見一位身穿長袍、腳蹬尖靴的龜茲人形象；外壁中央則飾以醒目的馬首、龍身、鷹翅圖案。“龍是中華民族的象征，飛馬是西方文化中的藝術形象。二者結合于此，生動體現了唐代東西方文化的交融。”該館講解員麻楠楠說。龍馬精神，也正是中華民族奮斗不止、自強不息的精神寫照。
李白詩中的“五花馬”究竟長啥樣？在新疆博物館唐代展區，通過北宋李公麟《五馬圖》局部、唐代木版畫圖片以及于闐馬仿制品的展示，可略窺其風采。
新疆博物館館藏的彩繪泥塑舞馬。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攝
另一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的唐代彩繪泥塑舞馬，則再現了當時盛行的“舞馬”表演瞬間。“唐玄宗時期，宮廷舞馬規模盛大，其中不少馬匹來自西域貢品。從文獻和出土文物看，舞馬之風在西域也同樣流行。”阿迪力說。
新疆博物館陳列的打馬球俑。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攝
此外，唐代“打馬球俑”生動定格了騎手揮桿擊球的英姿。“馬球運動近于騎兵作戰，兼具娛樂性和軍事訓練功能，因此自長安風行至西域，成為唐代頗受歡迎的時尚運動。”阿迪力說。
清代寶馬 銘刻家國情懷
清代，西域地區與中原聯系更加緊密，馬的形象也更深入融入宮廷藝術與民間建筑之中。
新疆博物館故宮廳展示的《寶吉騮圖》。石榴云/新疆日報記者 趙梅攝
新疆博物館故宮廳內，一幅《寶吉騮圖》承載著一段蕩氣回腸的歷史記憶。1771年，土爾扈特部不堪忍受沙俄壓迫，在首領渥巴錫率領下東歸祖國。乾隆皇帝隆重接見并予以嘉獎，此圖所繪“寶吉騮”，正是土爾扈特部親王策伯克多爾濟進獻的貢馬，深受乾隆喜愛，特命繪像留存。
烏魯木齊市博物館陳列的“飛馬流云磚”。烏魯木齊市博物館供圖
在烏魯木齊市博物館，一塊出自清代鞏寧城遺址的“飛馬流云磚”同樣引人注目。磚上飛馬腳踏祥云，線條流暢，既象征絲綢之路的暢達與文化交融，也成為清代西域文化藝術融合的典范之作。
從漢代的“金翼獸飾”，到清代的“飛馬流云磚”，新疆各地博物館里的“馬界明星”，不僅串聯起一部綿延千年的馬文化史，更讓觀眾切身感受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在新疆大地的生動體現與綿長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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