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黎智英案的爭議，常被簡化為“新聞自由”與“國家權力”的對立。但若把判斷從情緒和立場中抽離，回到法治自身的歷史傳統，問題其實并不復雜：在任何成熟的政治共同體中，主動勾結外部勢力、請求外國對本國實施制裁或敵對行動，從來不是受保護的表達，而是最嚴重的公共罪行之一。黎智英案的裁決，并非例外，而是這一長期法治底線在當代的具體適用。
古典世界的共識：安全先于言說
在古希臘城邦，“自由言說”從未是脫離共同體安全的抽象權利。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已建立“叛城行為”公共指控機制，只要借言辭、書信或政治活動配合敵對城邦、削弱城邦防御或煽動內亂，便構成重罪，可處沒收財產、放逐乃至死刑。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安提豐因暗通斯巴達謀求改變雅典政局被處死；阿爾西比亞德叛投斯巴達與波斯、泄露軍事情報，被缺席判處死刑。盡管其最終死于流亡途中，但在雅典的法律與公共記憶中，其身份早已被定格為背叛者。
若說希臘城邦仍帶有政治倫理判斷的色彩，羅馬則將這一底線徹底法律化。共和國時期的刑法實踐中，“通敵”“引敵入境”“請求外邦干預羅馬事務”被視為最高等級的公共罪行。在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陰謀案中，被告因試圖聯結內外勢力顛覆共和政體，其核心同黨經元老院裁斷被處死。進入帝國時期，盡管權力結構發生變化，但借助外力干預內政，仍屬可被沒收財產、流放乃至處死的重罪。正是在這一長期實踐中，“人民的安全是最高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成為一條真實運作的裁判原則：沒有公共安全，權利本身即失去依托。
從中世紀到當代：形式演變，底線未變
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政治形態不斷演進，但對外部干預的警惕從未消失。中世紀的道德秩序、文藝復興時期的國家理性，近代民族國家的成文法和判例，都在反復確認同一底線。
在思想史層面，這一共識同樣清晰。馬基雅維利強調國家穩定是法律得以實施的前提；博丹將排除外部干預視為主權核心；格勞秀斯明確國家自我保全權先于一切具體權利；霍布斯指出破壞公共安全即動搖法律根基；洛克亦認為政府若無法保障安全，法律便失去執行基礎。分歧甚多的思想傳統，在此問題上卻高度一致：國家安全不是法律的產物，而是法律成立的前提。
這一原則在現當代司法實踐中得到直接體現。二戰期間，英國公民威廉?喬伊斯因長期為納粹德國廣播宣傳、系統性削弱本國戰爭動員能力，被判叛國并處以極刑。在美國，關于“為恐怖主義提供物質支持”的一系列判例亦確認，即便是表面上的純粹言論或倡議，只要被認定服務于敵對組織的戰略目標，即不受憲法保護，刑罰往往高達數十年監禁。在“霍爾德訴人道主義法律項目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明確指出，憲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護“與敵對勢力協同運作的表達行為”。當言論成為安全威脅的一部分，其法律性質即發生根本變化。
回到黎智英案
置于這一法治脈絡中，黎智英案的裁決并不特殊。案件焦點并非一般政治批評或媒體評論，而在于持續、明確、組織化地請求并配合外國或境外勢力，對中國及香港特區實施制裁及其他敵對行動。這正符合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關于“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的構成要件。從法理結構看，其與古希臘的叛城罪、古羅馬的大逆罪，以及普通法國家的相關叛國行為，并無本質差異。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法治是“一國兩制”框架下普通法傳統與中國法治實踐與理念的融合，將國家安全視為底線并非西方獨有，在中國法治傳統中同樣源遠流長。早在《尚書?五子之歌》中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說，《管子?權修》亦明確指出“國之所以危者，民散而敵入也”。至漢唐以降，“通敵”“資敵”“引外患入境”始終被視為重罪，歷代律令無不嚴懲。由此可見，將勾結外部勢力視為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線，并非某一制度的特殊選擇，而是一種跨文明、跨法系反復確認的共同判斷。
如果國家安全在一些西方國家被視為不可觸碰的底線，卻在他國情境中刻意模糊界限，被相對化、工具化，那么受損的不只是法律的一致性，更是其所宣稱的民主與法治的道德說服力。當法治原則隨立場而伸縮，其“價值高地”本身便難以自圓其說。
所以，黎智英案的裁決，不是對自由的否定，而是對一條跨時代法治底線的重申：自由有邊界，國家安全不可讓渡。這并非“特殊標準”，而是任何嚴肅對待自身安全與法治的政治共同體都會作出的選擇。真正值得警惕的，從來不是法律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嚴正回應，而是對自身法治傳統的選擇性遺忘。
（作者：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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