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元上都遺址：蒙漢交融的見證

在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部的金蓮川草原上，屹立著一座雄偉的古城遺址，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國際大都會——元上都。

元上都遺址，位于正藍旗上都鎮東北20公里處，地處灤河上游閃電河北岸水草豐美的金蓮川草原上。在元朝建立前將近十年的時間里，開平是治理漢地的政治中心。元中統四年（1263年），忽必烈下詔改開平府為上都，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元上都”。作為元代“兩都巡幸制”中的草原都城，元上都在都城選址、城市布局和設施配置方面，充分體現了蒙漢雜糅、包容開放的建筑特點。

為了深入發掘元上都的文化內涵，2025年國家文物局又一次啟動了對元上都遺址的新一輪考古發掘。

1.元上都的建筑布局

公元1275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曾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馬可·波羅行紀》中寫道：“內有大理石宮殿，甚美。其宮舍內皆涂金，繪有種種鳥獸花木，工巧之極，技術之佳，見之足以娛人心目。”

元上都建筑布局充分體現了中國宋代以來《營造法式》中對都城的建筑要求，由宮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組成。

元上都的宮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處，與皇城呈“回”字形。宮城為長方形，南北長605米，東西寬542米，墻兩側均用青磚包砌，四角建有角樓。皇城呈方形，每邊長1400余米，墻體兩側用石塊包砌，四角建有高大的角樓和登城的踏道。外城則是在皇城的西、北兩面，由皇城的東、南兩墻延伸修筑而成，平面呈方形，周長8800余米。

元上都的宮城北墻正中，建有高大的雙闕式建筑，故無北門。元代詩人就有“東華西華南御天，三門相望鳳池連”的描述。宮城御天門外，有兩排建筑基址，很可能是文武百官上朝或候旨時的停留之所，元人有“御天門前聞詔書，驛馬如飛到大都”的詠嘆。宮城內有40余處宮殿基址，除通向三門的丁字街外，街道布局都不太規整。這是因為，元上都雖然有一條從皇城明德門向北到宮城北墻穆清閣的中軸線，但是宮城內的建筑并不是依這條中軸線前后呼應、左右對稱，而是每群建筑各有圍墻，隨地勢和湖泊沼澤自成體系，錯落分布，體現了一種離宮別館式的建筑特點。

元上都作為元朝的重要都城，其軍事防御體系十分完備。在皇城的墻體外側，用石塊筑有凸出于墻體的24個梯形馬面，外城墻外四周挖有寬約26米的護城河，并筑有石堤護坡，以防坍塌。城外四周的山頭上，一般都建有預警的烽火臺。

元上都現存有13門，其中宮城3門，不設甕城；皇城6門，外城4門，城門外均建有方形或馬蹄形甕城。外城北部和西部之間有一道土筑的隔墻，其中北部有一大型院落遺跡，這也許就是當年栽培奇花異草和馴養珍禽異獸，以供宮廷觀賞游玩的皇家園林所在地，即文獻所指的御園或北苑。

同時，元上都的建筑也保留了諸多蒙古文化特點，如蒙古文化傳統習俗中，每年夏季祭天、祭祖之后要在“失剌斡耳朵”，即棕毛殿舉行“祚馬宴”。位于外城西部、靠近皇城西門外北側的圓形建筑基址，應該就是元代詩人曾經提到的棕毛殿。馬可·波羅描繪它是用竹子作梁架，以金漆纏龍繞柱，劈竹涂金作瓦，殿內壁畫花草百鳥，外用彩繩牽拉固定，高達百尺，廣可容數千人同時進餐。當時在上都舉行的各種宴會中，規模最大、耗資最多的“祚馬宴”，就在棕毛殿舉行。每逢宴會，王公貴族、宿衛大臣均要穿皇帝親賜的“質孫服”赴宴；質孫服就是衣冠顏色完全一樣的服飾，因而“祚馬宴”也稱作“質孫宴”。宴會要舉辦三天，每天換一套服飾，可見當時上都的繁華景象。

元上都的皇城位于外城的東南部，環繞宮城而建。結合歷史記載和考古調查，位于皇城東北角和西北角的兩大佛寺應為忽必烈所建。東北角的佛寺為大龍光華嚴寺，建筑規模宏大，分東、中、西三院。西北角的是藏傳佛教寺院乾元寺，分前后兩院，前院外圍有一周回廊式建筑。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的上都孔子廟，位于皇城東南角，有前后兩殿，外有圍墻，廟西還建有房舍，接待學習儒教的國子生，表明了元朝對孔子的尊崇。此外，皇城內東西兩端還分別建有老子道觀和回回寺。元上都儒、釋、道等各類宗教建筑的存在，體現了元代兼容并蓄的宗教政策和在思想文化上的包容性。

上都城的宮殿，多見于史載。其中，大安閣是蒙古軍于公元1266年攻陷南宋汴京時，拆熙春閣遷至上都所建，史載其“高二百二十有二尺，廣四十六步有奇”。元人有“大安御閣勢苕亭，華闕中天壯上京”的詩句，描繪了大安閣高聳入云的宏偉氣勢。元朝的11位皇帝中，有6位是在上都的大安閣舉行登基儀式的。在三門相對的宮城中心，我們發掘出了大安閣舊址，從出土的浮雕漢白玉龍紋角柱和阿拉伯文石刻上，可以感受到當時飛檐高聳的壯觀景象，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盛況。

2.元上都的社會生活

元上都四面城門外的關廂范圍廣大，每個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據考古調查，關廂的遺址大致可以分為官署、倉址、驛館、大型院落、店鋪、民居和兵營等幾類。這幾類遺存在每關的分布情況又各有側重，從而形成了既相互關聯，又各具特點的分布規律。元代詩人曾有“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帳房亂如云”和“灤水橋邊御道西，酒旗閑掛暮檐低”，“灤河美酒斗十斤，下馬飲者不計錢”的詩句，生動反映了元上都城關的生活情景。

據調查，作為元上都的主要商業區，西關街道交錯，建筑遺跡比較密集，顯示出店鋪林立、商賈云集的繁榮景象。東關外除留有大片的空地外，在有些建筑規格較高的大型院落內，南部往往顯得空曠，應留有搭建蒙古包的地方，這可能是因東關地近皇城，故成為王公貴族、元朝官員等朝覲者的聚居地。南關的主要遺跡多位于明德門御道兩側：在南關明德門外御道西側發掘的客棧遺址，為成排的石基礎房屋，房屋內均砌有一至兩鋪火炕，居住面上有大量塌落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構件，建筑布局整齊劃一；緊靠客棧遺址的東側，曾出土過較多的大型酒缸和飲酒器具，明顯屬于酒肆遺址。在北關外，發現了建筑規模較大的兩處并列的駐軍院落遺址，東側院落的后院為整齊排列的上百間住房，前院則縱向分為指揮和倉儲區兩個獨立的院落。

在元上都北門外西北方向的龍崗下，有元代著名科學家郭守敬設計修筑的一道攔洪大壩，名為鐵幡竿渠。此渠由龍崗東側山崗西至上都城西北方的哈登臺敖包山下，南折沿城西關外至閃電河，全長約7公里。這是一項十分宏偉的排水工程，在元上都的歷史上曾經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哈登臺敖包之上仍留有當年的鐵幡竿石基座。

3.元上都的葬俗祭祀

元上都城區周圍調查和發掘的元代墓葬，明顯分為兩類。一類是地處城郊以砧子山和臥牛石墓地為代表的漢人家族墓地；一類是以城郊和遠離城區的草原深處墓葬為代表的普通蒙古人墓葬。

漢人墓地僅見于元上都城區周圍，如砧子山、臥牛石墓地，其葬俗體現了典型的中原文化色彩。居住在城外關廂的漢人，主要是宮廷的勞役，或在官府當差；還有一部分漢人應當是在上都城從事商業貿易和手工業生產。開平修筑之初，城區周圍就聚集了大量的工匠和勞役。隨著元朝兩都制的確立，上都城城垣、宮殿、寺廟和周圍離宮別館的增建和維修，成了這座草原都城的重要事項，而居住在上都城區周圍的漢族居民，就是勞動力來源之一。

蒙古人的墓葬有濃重的游牧射獵文化色彩，表明其是以畜牧業為主要生業的。其中，位于城區周圍的一棵樹、羊群廟墓地的埋葬規格和隨葬品，要略高于遠離城區的三面井等幾處墓地，似乎說明當時上都城區周邊牧民的生活水平，要略高于周圍地區。

羊群廟祭祀遺址的發現與研究，是元代考古的重要收獲之一。遺址由橢圓形石筑圍墻、方形階梯狀祭臺、漢白玉石雕像及亭閣式附屬性建筑組成，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層貴族的祖先崇拜思想。羊群廟的石雕像，屬于蒙古民族偶像崇拜，應源于蒙古高原歷史悠久的“鹿石文化”。其右手握杯于胸前的形態，與公元6至9世紀突厥人的石雕像有著密切的淵源，是蒙古民族萬物有靈觀念支配下的偶像崇拜與突厥人“石刻文化”融合碰撞的產物。依據文獻資料分析，羊群廟奎樹溝一帶發掘的4處大型祭祀遺址，應是元代權臣燕鐵木兒三代祖先的宗廟和燕鐵木兒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元上都作為元朝的夏都，是在兼容并蓄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在總體布局上，反映出多元開放、草原氣息濃厚的個性，既吸收了中原城市布局的傳統模式，又明顯體現了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特色。此外，分布在皇城內不同建筑風格的殿閣廟宇及御花園，相映成趣，構成了上都建筑的特色，也彰顯了上都作為“世界大都會”中西文化交匯的特征。

上都城在元末的戰火中毀滅了，而它的遺址則一直保存下來，上都的名字也長久地在草原上流傳，還留在了馬可·波羅及許多西方人的記述中。法國著名史學家勒內·格魯塞曾說“這是一座擁抱著巨大文明的廢墟”，保護、發掘和研究這座曾經是世界大都會的遺址，是我們永恒的使命。

（作者：鄭玉、魏堅，分別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和邊疆考古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