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入夏以來，全國多地持續高溫，一些地方最高溫突破歷史極值。建筑工人、保安、導游、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戶外勞動者直面“烤驗”、堅守一線。
熱浪之下，勞動者的工作和健康狀況備受關注。他們有高溫津貼嗎？高溫天氣下能錯時戶外作業嗎？因工作中暑能認定工傷嗎？針對高溫下的勞動熱點問題，《工人日報》記者在北京、深圳和濟南等地開展了實地探訪。
一些戶外工作難以避開高溫時段
脫下袖套、頭盔，連續送了5小時外賣，網約配送員李添喜回到家吃上午飯，已將近16點。“上午高峰時段最忙，訂單特別多，不可能休息。”記者采訪當天，深圳最高溫33攝氏度。當天，他的排班是10點半到15點半、17點半到24點。
“以前沒有套防曬袖套，穿著短褲就上崗，直接被曬掉皮了。”自從前幾年送外賣途中中暑后，李添喜就養成了一個習慣，天熱時，送餐前先喝一瓶藿香正氣水。
談及高溫勞動，從事導游工作14年的李特向記者傾訴“苦水”：“我和周圍很多同行都有曬傷的經歷，臉頰、額頭、手臂通紅，碰到熱水有刺痛感……”
李特透露，盡管能通過合理安排行程，盡量避免在高溫時段選擇戶外景點，但進入暑期旅游旺季，游客多，大部分景點都需要排隊。導游一般先將游客帶到陰涼地等待，自己趕去排隊買票，“排隊、溝通停車點、找臨時安置或接送游客的陰涼地等，都是導游難以避開的高溫戶外工作。”
廣東鵬浩律師事務所律師談自成介紹，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在高溫天氣期間，用人單位應根據生產特點和具體條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時間、輪換作業、適當增加高溫工作環境下勞動者的休息時間和減輕勞動強度、減少高溫時段室外作業等措施。
“這兩天，平臺有個高溫關懷金活動，在特定時段內完成規定單量，就能領取20元獎勵，但很難完成。”李添喜向記者展示了這筆“有條件”的高溫關懷金。 國家特級導游劉艷紅坦言，中國注冊導游約為65萬，超七成是自由職業，沒有與旅行社簽訂勞動合同，無法享受到高溫勞動保護待遇。
“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一般是在存在勞動關系的情況下，用人單位才需要支付高溫津貼。”為維護勞動者在高溫時段作業的權益，談自成建議進一步明確高溫津貼的適用人群，應包括與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勞務關系、承攬關系等的所有從業人員。
一些單位以清涼物資沖抵高溫津貼
“我們每個月的工資是固定的，沒聽說有高溫津貼。”近日，北京市朝陽區青年路附近某小區保安張大爺對記者說，他從外地來京從事保安工作已有3年，未收到過高溫津貼。
張大爺告訴記者，每年夏天，他所在的物業公司都會搭起一頂帳篷，用來遮陽，還會送來綠豆湯、礦泉水、藿香正氣液等。“正午，公司不會強制要求我們暴露在室外。”
當記者向張大爺介紹北京市高溫津貼標準時，他表示不知情，也從未有人和他說過有高溫津貼。“既然大家都沒開口要，我也不想冒頭。”
在北京市朝陽區青年路附近某建筑工地外，記者就高溫津貼發放一事隨機采訪了幾位工人。“我們干一天結一天的工錢，包工頭沒和我們提起過高溫津貼，我們也沒拿到過。”一位工人說，工地每天會送兩趟礦泉水和綠豆湯，用來防暑，包工頭也會叮囑他們施工時避開最熱的時段。
記者采訪了解到，一些建筑工人、保安、外賣配送員等群體并未拿到過高溫津貼，有的只是以“防暑降溫飲品”或“清涼物資”等名義發放的礦泉水、綠豆湯、冰棍、藿香正氣液等物品。
“高溫津貼與防暑降溫物品不是一回事，更不可取而代之。”北京海安律師事務所律師趙璐凱介紹，根據《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勞動者從事高溫作業的，依法享受崗位津貼，且高溫津貼納入工資總額。
趙璐凱表示，高溫津貼標準由省級人社部門會同有關部門制定，并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適時調整。高溫津貼不等于防暑降溫費，區別在于，前者是工資的組成部分，只能是貨幣支付；后者屬于福利，不計入工資總額，可以是貨幣形式，也可以是發放物品等形式。用人單位不得用飲料、防暑藥品代替高溫津貼的發放。
根據北京市規定，高溫津貼應在每年的6月至8月發放。發放標準為室外露天作業人員每人每月不低于180元；在33℃（含33℃）以上室內工作場所作業的人員，高溫津貼為每人每月不低于120元。除發放高溫津貼外，還應為從事高溫作業、高溫天氣作業的勞動者提供防暑降溫飲料和必需藥品，不得以高溫天氣停止工作、縮短工作時間等為由，扣除或降低勞動者工資。
職業性中暑申請工傷認定存堵點
頂著炎炎烈日，一天派送200多件快遞，上下爬樓幾十趟，這是山東省濟南市某片區快遞小哥張朗堅守在崗的尋常一天。
張朗告訴記者，高溫天氣下，生鮮冰飲等訂單激增，他每天騎車超過20公里，碰到老舊小區搬運重物，一次上下樓就能大汗淋漓。“衣服能濕透好幾遍，干了濕、濕了干，配送車上放的水都是1升的桶，一天能喝好幾桶。”
前些日子，由于持續升溫，張朗派件時突然中暑暈厥，就醫后想要申請工傷賠償，但第一步就遇到難題，因為他沒有簽訂用工協議，無法提交勞動關系證明。
《防暑降溫措施管理辦法》規定，勞動者因高溫作業或者高溫天氣作業引起中暑，經診斷為職業病的，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然而在實踐中，一些勞動者和張朗一樣，出現職業性中暑后，面臨認定難、維權難。
“職業病診斷，首先得進行勞動關系確認。但對于很多外賣送餐員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來說，因未與用人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一旦發生熱射病等情況，很難被認定為工傷。”山東崇辨律師事務所朱曉凱律師同時介紹道，防暑降溫取證困難，對于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將工作場所溫度降低到33攝氏度以下的，大部分用人單位沒有工作場所溫度記錄，即使有也基本是單方面記錄，法律上也沒有記錄的強制要求。
“職業性中暑的工傷認定流程、鑒定程序、鑒定機構職責都直接影響著勞動者工傷認定的效率。”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正國建議，針對當前就業形態靈活性和多元性趨勢，有必要優化認定程序、簡化認定條件。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謝增毅建議，勞動者應增強維權意識和證據意識，保留考勤表、工作環境溫度等能夠證明工作環境已達到發放高溫津貼標準的證據。
“高溫作業勞動保護涉及不同部門，應加強協調、形成合力，加大對拒不履行義務的用人單位的處罰力度，共同助力‘因工中暑’不再處于權益保護‘死角’。”謝增毅說。（記者 劉友婷 高子立 田國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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