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8月10日電 （黨超峰）《華盛頓郵報》7日刊文報道，根據美國內政部對原住民寄宿學校的首次審查，從19世紀70年代末到1969年的近100年間，美國政府經常與教會、宗教組織和傳教團體合作，在37個州開辦并支持了400多所原住民寄宿學校。 據政府官員和專家估計，在幾代人的時間里，有數萬名原住民兒童在這些學校上學，盡管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據信已有數千人在學校死亡。還有許多人遭到性侵犯、身體虐待或精神創傷。
《華盛頓郵報》采訪了四名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就讀于原住民寄宿學校的幸存者，如今已七八十歲高齡。其中一些人從未公開談論過他們的經歷，這些經歷給他們留下了深深的創傷。
雷蒙娜·克萊因，76歲
1954年，7歲的她坐上大巴，當時并不完全明白自己要去的是離家100英里遠的托滕堡原住民寄宿學校。
克萊因永遠不會忘記在這所學校的遭遇：課堂上，老師反復告訴她原住民不聰明。老師經常命令她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戴上一頂笨帽子。求學的四年中，有兩年遭到了學校女舍監兒子的性騷擾。她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過母親，直到多年后，她表示：“這是一生的傷疤。”
唐納德·內科尼，86歲
8歲時，內科尼被送往俄克拉荷馬州阿納達科河畔原住民學校，一直呆到將近20歲，期間只回過兩次家。他形容那是 "地獄般的12年"。
內科尼表示，10歲時，他遭同校一名高年級學生猥褻。內科尼說，這種事情“數年來，幾乎每天晚上，都會發生在他和至少另外三個男孩身上。”
一天晚上，在喝了一瓶偷來的伏特加酒后，內科尼和其他男孩鼓起勇氣向一位女舍監講述了受虐待的經歷。內科尼回憶說，她說她會 "調查一下"。但當天晚些時候，當地警長來抓走了他和其他受害者。他把他們帶到監獄，強迫他們在那里過夜。
內科尼說："我們告發了他，我們卻成了囚犯。”第二天，內科尼和其他男孩被戴上手銬帶回了寄宿學校。內科尼表示："那次監禁是為了給我們和其他人上一課--'閉上你的嘴'”。那名高年級學生從未受到指控。
直到大約一年前，他才向結婚56年的妻子和家人講述了他在寄宿學校的遭遇。
他認為，原住民寄宿學校的幸存者不僅應該得到道歉，還應該獲得賠償。內科尼說："我并不認為自己是動物，但他們把我們當動物對待。沒有什么能讓我忘記或原諒他們對我們所做的一切。”
吉姆·拉貝爾，76 歲
8歲的拉貝爾進入阿拉斯加弗蘭格爾原住民寄宿學校求學，一呆就是6年，期間當他看到其他學生因為聽不懂英語而被打耳光時，他學會了保持沉默。拉貝爾說，在寄宿學校的頭幾個星期里，他和許多室友因為飲食不習慣，都生病了。拉貝爾表示：“女舍監會因為我們生病而生氣并打我們"。孩子們在課堂上頂嘴、不專心聽講、不服從命令或回答錯誤，都會受到紀律處分。”他記得自己無緣無故就被扣分了。"有時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么，"他說，"我就會被懲罰。"
拉貝爾說，有一次，他被叫到教室前面的黑板前做一道數學題。他說他很害怕做錯，所以愣住了。他說，老師會對他大喊："你在浪費我的時間。"拉貝爾表示："他會用憤怒、鄙夷和厭惡的眼神盯著我。
拉貝兒說，他將永遠銘記自己在寄宿學校的遭遇。他親眼目睹一個 12 歲的朋友因為 "出言不遜 "而被女舍監狠狠地打了一拳，以至于昏迷不醒，不得不被送往醫院。
拉貝爾記得，"當他回來時，他的嘴和下巴都被用線封住了，""他不得不用吸管吃喝"。拉貝爾說："這位女舍監從未受到過訓斥，我從未忘記過她的臉，""也從未忘記過她對我朋友所做的一切"。
多拉，72歲
6歲半的多拉，原本在自家附近的一所走讀學校上學，1956年的一天，兩個白人突然出現在她所在的教室里，將她帶走，用車運到了皮埃爾原住民寄宿學校。悲劇由此開始，第一天，女舍監剪掉了多拉的頭發，第二天，多拉拿到了學校的校服，編號是199。當她對另一個同學耳語時，一位老師讓她伸出雙手，用尺子打她的指關節。另一種常見的懲罰是:她被帶到一個走廊，在那里被要求跪下，伸出雙臂，手掌向上。兩只手各放了一塊磚，她就這樣呆了好幾個小時。
在課堂上，多拉喜歡畫畫，她說，這是一種“讓我轉移注意力”的方式。但有時她會被抓住，她的作品會被揉成一團扔掉。
多年來，多拉和抑郁癥作斗爭，13歲時，她去看醫生，告訴醫生她想自殘。16歲時，她開始割傷自己——這種應對痛苦的習慣一直持續到她50多歲。21歲時，一位精神科醫生給她開了安定，讓她感覺“神智不清”。她說她曾三次試圖自殺。
大約8個月前，多拉開始用繪畫來展示她在寄宿學校的經歷。在她的一幅畫中，一個年輕的原住民女孩在一個尼姑的追逐下奔跑。那個女孩就是她，穿著一件白色襯衫，上面有彼得潘式的領子，就像多拉在寄宿學校穿的一樣。她說：“藝術能讓我彌合傷痛和感受自由。”
掃碼下載
中文網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