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3月20日電 據世界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網站日前報道，美國銀行家、花旗銀行前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威廉·羅德斯（William R. Rhodes）和國際金融智庫三十人小組的斯圖爾特·P·M·麥金托什（Stuart P.M. Mackintosh）日前撰文稱，2018年，美國立法者放松了銀行監管，理由是小型銀行不會對金融系統的穩定構成系統性風險。不幸的是，現在每個人都將不得不重新吸取過去銀行業危機來之不易的教訓。

美國加州硅谷銀行和紐約簽名銀行的倒閉是2008年以來美國最大的銀行倒閉事件。區域性和中型銀行的股票已經下跌，儲戶和企業擔心誰會是下一個。對于立法者、監管者、銀行董事會和各地的首席執行官來說，突如其來的銀行倒閉事件為他們敲響警鐘，確保一家公司的穩定和穩健的工作永無止境。

文中指出，此次事件很大一部分責任在于一些美國國會議員和前政府，他們聽取了銀行游說者的意見，認為減輕所謂小銀行的監管和資本負擔是明智之舉。據美國2018年的立法改革，資產低于2500億美元的銀行被豁免接受大型銀行所受到的更嚴格的監管（包括資本和壓力測試）。理由是這類銀行不會對美國金融體系的穩定構成系統性風險，但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令人震驚的是，這項銀行業立法的制定者之一巴尼·弗蘭克（Barney Frank）后來成為了本次倒閉的簽名銀行的董事會成員。

兩位銀行和金融業專家提到，正如2007-08年的金融危機一樣，恐慌可以從一家小銀行迅速蔓延到更大的銀行，然后跨越國界和市場。鑒于這種態勢，美國國會有必要重新審視多德-弗蘭克（Dodd-Frank）法案中考慮不周的監管條例。但問題還不止于此。除了金融規則的不嚴謹，監管機構和監督者也疏于管理。

當這些大型地區性銀行大量買進高風險且高度波動的科技、加密貨幣和其他資產時，舊金山和華盛頓的美聯儲監管機構為什么沒有更多地關注他們的微觀審慎責任，以及貨幣政策緊縮可能對銀行的金融穩定產生的完全可預測的溢出效應？美國公眾有權利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現在正在為私人冒險和貪婪付出代價。公司本身也應該承擔責任，據報道，就在硅谷銀行破產的幾個小時前，首席執行官格雷格·貝克爾（Greg Becker）還向員工發放了獎金。

在美國國會、聯邦監管機構銀行高管中，有太多的人對好日子變壞的直觀記憶。太多的立法者和政策制定者相信銀行游說人士的觀點，他們迫切希望為冒險行為開辟新路徑。而當美聯儲迅速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貨膨脹時——這種轉變總是會對銀行風險和投資組合產生影響，監管機構和監督機構就陷入了困境。

他們在文中指出，瑞信近期的困境表明，這一事件可能已經產生了全球影響。即使在美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支持下，美國經濟逃脫了另一場災難，也須重新審視和學習過去銀行危機的教訓，與此同時，還要確保對那些對此次事件負有責任的人問責。

另據福克斯新聞商業頻道分析報道，一項在硅谷銀行倒閉不久后發表的研究表明，據某些市場條件，近200家美國銀行可能容易遭受與硅谷銀行同樣的命運。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穆罕默德-埃利安（Mohamed El-Erian）也表示，硅谷銀行的管理不善、監督過失和對人們的影響遠遠超出了銀行系統，三者"共同形成了一場完美風暴"。

一家銀行在美聯儲的眼皮底下發展壯大，而它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此外，美聯儲在處理加息的方式上犯了一個最嚴重的政策錯誤。它在一段時間內什么都沒做，錯誤地認為通脹是暫時的；后來意識到它不是短暫的，但仍然做得不夠，然后在最明顯的加息周期之一猛踩剎車，這已經破壞了脆弱的機構、脆弱的個人和脆弱的公司的穩定。

（編譯：馬芮 編輯：韓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