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德文：中國道路從哪里來、向哪里去？

近些年來，以解釋中國發展成就為旨趣的中國道路、中國經驗、中國模式的討論漸漸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理論增長點，“中國為什么能”吸引了諸多學者的思考。這些討論甚至溢出學術界。然而，中國道路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并未有一個清晰的理論解釋。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大國新路——中國道路的歷史和未來》試圖給出一個解釋，實屬難能可貴。

《大國新路》抓住了中國道路問題的幾個關鍵詞，并嘗試作出解釋，頗令人眼前一亮。

第一個關鍵詞：大國。某種意義上說，這確實是理解中國道路的前提。一般而言，現代化道路是以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及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作為經驗對照的。本質上，歐洲國家的形成以及衍生而來的國際關系，處理的是帝國走向分裂后小國和民族之間的關系。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大一統國家，是“分久必合”的歷史延續，是地域廣大、民族眾多、文化多樣、經濟多元的大國如何走向統一、繁榮、昌盛的過程。因此，中國道路意味著我們沒有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只能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新中國在幾乎所有領域都建立了“新制度、新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最大成就，是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獨立自主之路，為改革開放奠定了一系列制度基礎。

第二個關鍵詞：社會主義。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毋庸置疑。相當長一段時期，人們將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四十年割裂開來，其重要的理論工具便是市場轉型理論。這一理論，把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而把市場經濟區別于社會主義。然而，人們沒有去仔細深究的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市場轉型的國家很多，為什么只有中國成功？誠然，中國的市場轉型之路有其特殊性，比如它是漸進式的、增量式的改革，避免了社會動蕩。但這不是根本原因。今天看來，根本之處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不是一個修飾詞，而是實實在在的經濟社會實踐。具體而言，社會主義在解決市場失靈中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包括避免資本“脫嵌”于社會，防止嚴重的兩極分化，兼顧弱勢群體的利益等。甚至于，社會主義的經濟形態本身也是市場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農村如果沒有集體經濟實踐，就談不上鄉村振興；沒有國有企業，就談不上經濟自主；而在教育、醫療等公益性領域，如果公有制經濟不主導，就談不上社會公平。

　第三個關鍵詞：中國模式。盡管中國模式最初來源于國際上關于“北京共識”的討論，是區別于“華盛頓共識”的另一條經濟發展之路，顯然是一種可供借鑒復制的“模式”。但在“中國道路”的視角看，中國模式是否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模式”，其實不是問題的重點。重點在于，我們如何認識我們自己？今天，構成中國道路的因素異常復雜，絕大多數問題都還沒有得到深入研究。概言之，中國道路是大歷史的產物。一是中西關系的調整。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我們不僅告別了一窮二白受人欺凌的歷史，且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今日中國的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某種意義上已經有了引導世界發展的能力。正因為如此，中國道路才有世界意義。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階段。今日之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時刻，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幸運的是，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歷史和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歷史，已經積累了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理論和經驗。因此，中國模式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自然反應，我們有自信也有責任將中國道路的理論內涵揭示出來。

如書名所示，中國道路其實是一條“大國新路”。我們在走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也是為中華之崛起而探索的一條全新道路。這本書，本身也是這條道路的產物。

注：《大國新路——中國道路的歷史和未來》，江宇著，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1月出版，中國道路叢書。

作者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