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越來越明確的證據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府較少關注經濟問題而更著眼于如何肆意行使政治權力。這對我們這些實踐經濟學的藝術與科學之美的人來說顯然是個極為惱火的事實。但到目前為止有一個判斷是不言而喻的：特朗普及其團隊幾乎一直在玩弄傳統經濟學的每一項原則。
在這方面貿易政策是個顯眼而必要的例子。總統對貿易赤字與宏觀經濟儲蓄-投資失衡之間的悠久聯系嗤之以鼻，而執意用雙邊解決方案來解決多邊問題——實際上要讓中國為美國與全世界102個國家之間的商品貿易逆差背黑鍋。他還拒絕簽署最近的七國集團公報，聲稱美國就像一個“每個人都在（利用不公平交易手段）搶劫”的“小豬儲蓄罐”。但小豬儲蓄罐可是用來存錢的，而今年第一季度美國的國內凈儲蓄率僅相當于國民收入的1.5％。這樣看來可供搶劫的錢也沒多少啊！
而財政政策也是如此。特朗普令赤字暴增的減稅措施以及政府支出增加對于一個接近商業周期高峰且失業率為3.8％的經濟體系來說毫無意義。此外借助儲蓄渠道的反饋回路只會加劇特朗普聲稱要解決的根本貿易問題。由于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從現在起直到2023年之間的年均聯邦預算赤字將相當于GDP的4.2％，國內儲蓄將面臨進一步的壓力，推動本已高漲的對國外過剩儲蓄需求繼續增加，甚至催生更大的貿易赤字以填補其中空白。而特朗普如今還在關稅方面繼續加碼——這實際上打折了那只足以拉美國經濟一把的手。
所以特朗普所做的跟經濟學無關——至少是跟大多數學者，政治領袖和公民所熟悉的經濟學無關。當然特朗普也迅速地借鑒了經濟學的一些邊緣變種——比如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臭名昭著的寫在餐巾紙背面的供給側思考——但沒有一個能夠經受住時間和嚴格實證驗證的考驗。
但為何要單單把經濟學提出來講？其實針對特朗普在氣候變化、移民、外交政策甚至槍支管制的看法也可以提出同樣的抱怨。這其實是強權政治凌駕于以事實為基礎的政策制定之上。
這一點其實不算是什么意外。特朗普與中國的沖突僅僅是突出了他那種路人皆知的饑渴，渴望將經濟學作為他“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口號的陪襯。與他對不公平貿易赤字的猛烈抨擊相反，中國對美國的真正挑戰不在經濟方面，而更多是在技術和軍事優勢方面的競賽。
事實上地緣政治領導權的鐘擺如今正在向另一邊擺動。中國龐大的泛亞基礎設施計劃——“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在南中國海炫耀武力的行動對美國霸權的威脅要比一個巨額多邊貿易逆差中的一小筆雙邊份額所造成的威脅更大。與此同時中國最近努力建設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為首的替代性金融架構，這也與眼光日益局限于國內的美國形成鮮明對比。
關于大國歷史軌跡以及在這些起起落落間中經常出現的軍事沖突的記述已是汗牛充棟。這是經濟學最終重新發揮作用的地方。地緣戰略實力和經濟實力一定是并存的。正如耶魯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一直以來所強調的那樣，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投射脫離了其不穩固的經濟基礎時，就會出現“帝國過度擴張”的狀況。
肯尼迪警告說，過度的國防開支使美國越來越容易出現這種過度擴張，而這一警告已經持續了30年。但隨后美國的接班人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蘇聯解體，日本經濟奇跡破滅，德國陷入統一和歐洲一體化的糾纏之中。一個不再受到威脅的美國一直在緩慢前行。
而當時的中國則幾乎不在考慮之列。此外1988年美國的國內凈儲蓄率相當于國民收入的5.6％，僅略低于二十世紀最后三十年平均6.3％的水平，但卻是當前水平的四倍。當時，美國的國防投入為2700億美元，不及當前7000億美元預算的一半——而這一數字則大于中國、俄羅斯、英國、印度、法國、日本，沙特和德國這八國的軍費支出之和。。
同時中國卻在迎頭趕上。在1988年其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4％（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今年這一比率已接近30％——在短短三十年內幾乎增長了八倍。
對于一個儲蓄短缺而又繼續承擔著過大份額全球軍費開支的美國經濟來說，強權政治能否抵消其日益薄弱的基本面？強權政治又能否遏制中國的崛起并消除其對泛區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承諾？
特朗普政府似乎認為美國已經到達了在經濟周期中玩弄強權游戲的好時機。但這一戰略只有在一種可能性之下才能成功，那就是中國得放棄構成其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大國方略的增長戰略核心原則：自主創新，科技和軍事優勢以及泛地區領導力。
像特朗普一樣，習近平不愿意屈服；與特朗普不同的是，習近平理解經濟和地緣戰略力量之間的聯系。特朗普聲稱貿易戰很容易取勝。他不僅有可能低估他的對手，但他可能更有可能高估了美國的實力。貿易戰可能是一場更激烈較量中的早期沖突，在這場較量中，經濟學最終將壓倒特朗普。
作者斯蒂芬?羅奇為摩根斯坦利前亞洲區董事長，全球首席經濟師，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