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府將削減企業所得稅。盡管推動減稅的努力在大選之前便已開始，不過，特朗普總統“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令讓減稅得以實現。支持者稱，沉重的稅收和苛刻的法規令美國企業難以喘息，企業盈利大幅下降，資本支出、雇傭員工等大大受限，生產力受挫，競爭活力下降。因此，給企業減負勢在必行。
不過，若問題如此簡單，為什么早沒有人試過這個辦法？答案出人意料。
首先，美國企業的盈利狀況并沒有什么可悲嘆的。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企業稅后利潤占國民收入的9.7%。盡管這一數字低于2012年11%的峰值（這是因為經濟增長緩慢，利潤率往往受到影響），也很難說明企業盈利出現了嚴重問題。相反，這一數字遠高于1980年以后7.6%的平均水平。2016年第三季度，企業所得稅僅占國民收入的3.5%。由此表明，美國企業稅收的結構和復雜程度或許令人詬病，總體企業稅收卻并不繁重。
相反，勞動者的收入總額占GDP的比例在下降。2016年第三季度，職工收入（包括薪資、福利、社會保險、養老金、醫療保險等在內）占國民收入的62.6%。盡管與2012至2014年間61.2%的低點相比，這一數字有所上升，卻仍比1980年后64.6%的平均水平低兩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國民收入正從勞動力手中流向資本家手中。這并不支持所謂遭受重壓的美國企業需要減負的說法。
確實，在當前的復蘇進程中，企業投資和就業增長都十分乏力。不過，罪魁禍首很有可能是總需求下降，而非沉重稅收和嚴苛監管的鉗制。
決定企業資本支出的究竟是影響資本成本的因素（利率、稅收與法規），還是影響未來需求的因素，經濟學界早有定論。需求驅動模式（通過所謂的“加速器”效應發揮作用）獲得普遍認可。
這個說法是有道理的。只有預期市場會增長時，企業才會增產擴員。對美國而言，這很難實現。2008年第一季度以來，美國經通脹調整后的個人消費支出平均年增長率僅1.6%，比之前12年中3.6%的平均水平低整整兩個百分點。事實上，這九年是美國自二戰以來實際消費增長最疲軟的時期。如果“凡是過去，皆為序章”，（許多企業對未來作出預期時正是以過去為參考的），那么只談減輕稅收，放松監管而不提振消費需求無異于說空話。
特朗普所宣揚的失去競爭優勢，輝煌不再的美國形象與世界經濟論壇（WEF）發布的《全球競爭力報告（2016-2017）》相悖。這份權威報告對138個國家的114項競爭力指標進行評估。《全球競爭力報告（2016-2017）》顯示，美國綜合國際競爭力名列第三（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大致維持在過去十年來的同一位置。不錯，美國在企業稅率、監管和政府效率等方面表現欠佳；不過，美國在創新能力（排名第二）、企業研發支出（排名第二）、科學技術人才（排名第二）等方面表現突出，彌補了前述不足。
此外，美國在金融市場發展、勞動力市場效率以及商業成熟度的幾個分項上得分頗高，這也是美國得以在《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繼續名列前茅的原因。總之，美國并沒有失去競爭優勢。
在理想情況下，能簡化稅收體系，提高監管效率，甚至是為企業削減稅收，放松監管，自然很好。不過，企業并不是美國經濟鏈中的薄弱環節，工人們才更需要扶助。過去25年來，經濟收入從勞動者手中大量流向資本家手中。這一事實有力地說明，美國的經濟政策辯論放錯了重點，急需調整。
關于作者：
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耶魯大學高級研究員，前摩根士丹利亞洲區主席，《Unbalanced: The Codependency of America and China》一書的作者。
（編譯：潘婷立 編輯：齊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