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要留住一個人，必須先讓他吃好。我必須承認在來到北京多年以后，直到吃得比較合適了，才真正愛上這座北方城市。說來話長。故事要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在十八歲那年我從江蘇考進了北京一所大學。
米飯還是饅頭？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南方人當然是以米為主食。當時全國糧食還是實行定額配給的政策。但是北京的情況顯然要更加復雜一些。我們學校的飯票有三種——棕色的面票、淡黃色的雜糧票、白色的米票。
七斤定額的米票大約可以管我一個星期。于是一項重要的課外活動——南方和北方學生的飯票的交易——就這樣進行了一段時間。不過很快，情況就有了變化，三種飯票通用了。到了1993年，糧票在全國完全停止使用，成了珍貴的收藏品。因為國家有了足夠的糧食養活自己的百姓了。
數年后，在我幾乎忘了糧票那回事的時候，一個回了國的外國同事寄給我一張照片。畫面是我捧著一大碗米飯欣然滿足的樣子。照片后面的圖片說明寫道：“沒有米飯的日子，就像沒有陽光的日子一樣。”
那張照片總是讓我回憶起剛到報社上班的日子。大學畢業后，我留在了北京。當然，飲食不是留下我的主要理由。畢竟人活著不是為了吃，而吃是為了活著。
像大多數南方人一樣，我都覺得北方烹飪是粗糙、不講究的。這個想法對于我這個來自有數百年歷史的美食之城的人一點都不奇怪。我父母當年舉雙手贊成我到首都北京求學，但在臨行之前給了我足夠的思想準備，因為他們文革在北京串聯的時候只記得有白菜、蘿卜和土豆吃。
實事求是地說，北京的飲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我還是在食堂里吐掉了有生以來第一口麻醬面條。我也曾對北京的風味小吃“爆肚”嗤之以鼻，稱之為“臟毛巾”。習慣勢力真是了不得，但也不總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城市的變化，我自己的口味也在變化。今天的北京已不僅是一個政治首都，更是一個國內、國際美食薈萃的大都市了。
在1990年，“中國日報”剛搬到現在的地址的時候，周邊只有一個餐廳。大約在現在“梭邊魚“餐廳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聚龍”的餐廳供應川菜。菜做得怎樣不太記得了。只是記得餐廳里比較暗，座位是背靠背的火車座。對于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一個月掙98元加上16元的夜班費， 走進“聚龍”是要下一番決心的。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在工資增長的同時，周邊的餐廳也迅速增加。現在的惠新東街社區已經是一個擁有數十家中外風格餐廳的熱鬧街區了。
吃的選擇多了，而我本人的口味也從固執轉向開放。原本不吃辣的人可以毫不畏懼地點上五個小辣椒標志的毛血旺。現在，麻醬面和爆肚已經成了我的兩個最愛。了解我飲食“愛恨情仇”的北方同事們在聚餐時總是心領神會地告訴我，“臟毛巾可是給你點了啊！” 我則報以會心的微笑，急切期待美食的上桌。
恍惚之間，我有時候竟想不清楚，是城市變了，它的食品變了，還是我變了。
現在我已經在這個城市定居下來，從事著一份有意思卻挑戰不斷的新聞工作。飲食不再是一個生活中的問題，而成為這個城市留住我這個“北漂”的一個積極的因素。現在的問題是選擇太多，常常讓人拿不定主意吃什么。而當我重感冒在床，口中索然寡味，只能靠稀粥度日的時候，心里想的只會是老家出產的醬菜——乳黃瓜。這是我冰箱里唯一常備的一樣食品。
編委 王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