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要留住一個人，必須先讓他吃好。我必須承認在來到北京多年以后，直到吃得比較合適了，才真正愛上這座北方城市。說來話長。故事要追溯到二十八年前，在十八歲那年我從江蘇考進了北京一所大學。
米飯還是饅頭？這是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南方人當然是以米為主食。當時全國糧食還是實行定額配給的政策。但是北京的情況顯然要更加復雜一些。我們學校的飯票有三種——棕色的面票、淡黃色的雜糧票、白色的米票。
七斤定額的米票大約可以管我一個星期。于是一項重要的課外活動——南方和北方學生的飯票的交易——就這樣進行了一段時間。不過很快，情況就有了變化，三種飯票通用了。到了1993年，糧票在全國完全停止使用，成了珍貴的收藏品。因為國家有了足夠的糧食養(yǎng)活自己的百姓了。
數(shù)年后，在我?guī)缀跬思Z票那回事的時候，一個回了國的外國同事寄給我一張照片。畫面是我捧著一大碗米飯欣然滿足的樣子。照片后面的圖片說明寫道：“沒有米飯的日子，就像沒有陽光的日子一樣。”
那張照片總是讓我回憶起剛到報社上班的日子。大學畢業(yè)后，我留在了北京。當然，飲食不是留下我的主要理由。畢竟人活著不是為了吃，而吃是為了活著。
像大多數(shù)南方人一樣，我都覺得北方烹飪是粗糙、不講究的。這個想法對于我這個來自有數(shù)百年歷史的美食之城的人一點都不奇怪。我父母當年舉雙手贊成我到首都北京求學，但在臨行之前給了我足夠的思想準備，因為他們文革在北京串聯(lián)的時候只記得有白菜、蘿卜和土豆吃。
實事求是地說，北京的飲食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糟糕。但我還是在食堂里吐掉了有生以來第一口麻醬面條。我也曾對北京的風味小吃“爆肚”嗤之以鼻，稱之為“臟毛巾”。習慣勢力真是了不得，但也不總是一成不變的。隨著城市的變化，我自己的口味也在變化。今天的北京已不僅是一個政治首都，更是一個國內(nèi)、國際美食薈萃的大都市了。
在1990年，“中國日報”剛搬到現(xiàn)在的地址的時候，周邊只有一個餐廳。大約在現(xiàn)在“梭邊魚“餐廳這個位置。 這個叫做“聚龍”的餐廳供應川菜。菜做得怎樣不太記得了。只是記得餐廳里比較暗，座位是背靠背的火車座。對于一個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一個月掙98元加上16元的夜班費， 走進“聚龍”是要下一番決心的。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在工資增長的同時，周邊的餐廳也迅速增加。現(xiàn)在的惠新東街社區(qū)已經(jīng)是一個擁有數(shù)十家中外風格餐廳的熱鬧街區(qū)了。
吃的選擇多了，而我本人的口味也從固執(zhí)轉(zhuǎn)向開放。原本不吃辣的人可以毫不畏懼地點上五個小辣椒標志的毛血旺。現(xiàn)在，麻醬面和爆肚已經(jīng)成了我的兩個最愛。了解我飲食“愛恨情仇”的北方同事們在聚餐時總是心領(lǐng)神會地告訴我，“臟毛巾可是給你點了啊！” 我則報以會心的微笑，急切期待美食的上桌。
恍惚之間，我有時候竟想不清楚，是城市變了，它的食品變了，還是我變了。
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在這個城市定居下來，從事著一份有意思卻挑戰(zhàn)不斷的新聞工作。飲食不再是一個生活中的問題，而成為這個城市留住我這個“北漂”的一個積極的因素。現(xiàn)在的問題是選擇太多，常常讓人拿不定主意吃什么。而當我重感冒在床，口中索然寡味，只能靠稀粥度日的時候，心里想的只會是老家出產(chǎn)的醬菜——乳黃瓜。這是我冰箱里唯一常備的一樣食品。
編委 王浩
